3月23日，韩国“N号房”事件为全球所瞩目。这是一起发生在韩国的集体性犯罪事件，罪犯冒充警察威逼利诱受害者拍摄裸照，并以此威胁受害者，逼迫受害者一步步沦为“性奴”，对她们实施性犯罪，这些犯罪过程被拍摄下来发布到“阅后即焚”式聊天群(telegram)。

韩国偷拍文化肆虐源自“厌女文化”

若不去细究“N号房”的细节，很多人可能只把它当做“又一起”“见怪不怪”的偷拍丑闻。毕竟，早在2018年，韩国首尔就有7万多名女性走上街头，抗议偷拍恶行。她们当中有人举牌，写着“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”，然而偷拍女性的猖獗行为并未因此消停。

可一旦了解了“N号房”的细节，恐怕大多数人还是会被强烈的愤怒所裹挟，并久久无法释怀。因为此次偷拍堪称突破人性恶的极限，也超出大多数人的认知范畴:人竟然可以坏到这样的地步。

“N号房”事件有三个关键信息:首先，受害者大多是未成年女孩(甚至还有婴儿)。

其次，对未成年女孩进行各种可怕的性凌辱，包括但不限于要求这些女生在自己身上用小刀刻“奴隶”字样，用剪刀自残，被指定的人强奸等，手段不仅残忍而且令人发指。

其三，参与“N号房”聊天的人数高达27万人。很大一部分不仅仅是观看，还参与了犯罪，因为“N号房”的规则鼓励观看者上传偷拍女性等视频，才能防止被踢出。

公开数据显示，韩国男性约有2500多万，27万人参与，也就意味着韩国100个男性中，就有1个人进入过房间。而根据专家分析，“如果视频被分享，那么观看的男性人数就会更多，可能一个韩国女孩身边的同学、朋友，甚至于爸爸、哥哥、弟弟，都有可能是这当中的一员”。

如此大规模的、丧失人性底线的针对未成年女孩的性犯罪，让人痛心。也因此，韩国总统文在寅下令“必须全员调查N号房全部会员”，青瓦台请愿留言板上瞬息之间就有300多万人署名。

除此之外，在嫌疑人被抓后，不少民众请愿，要求公开嫌疑犯身份，同时要求公开该平台会员的资讯，并称“进入房间的你们每个人都是杀人犯”。目前韩国媒体已经公开了案件主犯赵主彬(音)的信息。

那么，这场令人发指的悲剧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?

这必须归咎到韩国社会存在已久的厌女文化--这种病态文化，不仅仅是贬低女性、物化女性，甚至于是对女性产生厌恶，并且在欺负、凌辱、侵犯女性中收获快感。

重重压迫，韩国女性不能承受之重

厌女文化不是一夜之间产生的。

首先，韩国一定程度上仍是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，男性地位尊崇，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庸。这是韩国女性遭受的第一重压迫:父权制度。

其次，现代韩国是财阀资本主义经济体制，少数财阀垄断大部分财富，阶层固化相当严重，阶层流动困难。大多数出身普通阶层的男性背负着重重压力，男性的自杀率一直也居高不下。

这其实是男权的代价--逞男性雄风，也得背负主要家庭责任。

在一个生存残酷的社会里，当越来越多的优秀职业女性与男性参与竞争时，便遭遇很多男性的敌意，一些男性甚至将阶层流动困难的怒气撒在身边女性头上。

这是韩国女性遭遇的第二重压迫。

父权与财阀资本的媾和下，韩国社会也非常强调等级秩序，长幼有序、男女有别、有钱有权才是大佬。女性几乎处于等级秩序的最末端。这是韩国女性的第三重压迫:等级秩序。

这三重压迫的结果就是“厌女”的病态文化，它在无形中对韩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。

比如在大热的《82年生的金智英》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韩国女孩典型的一生，她所遭遇的歧视、伤害、贬低，是从出生就开始的--只因为她是女孩。

所以韩国一些地方针对女性的性犯罪经常见诸报端。只是，“N号房”事件之恶还是令人恐慌，因为这一回竟然对未成年女孩下手，并且肆无忌惮地凌辱女孩。它警醒我们的是，千万不要无视、低估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些看似轻微的“厌女”行为。

厌女本身就是一种人性之恶，当这种人性之恶没被有效制止、而是广泛流传，甚至被变相纵容时，那么人性恶的深渊就会越挖越深，甚至连最后那一丁点底线也会失守。这时就不仅是性犯罪，也是一场人性灾难，甚至是一场社会危机。